当代灵恩运动中“先知预言”与“知识言语”的泛滥，其最为严重、最具颠覆性的恶果之一，便是对圣经作为上帝启示之最高、最终、且唯一无误准则的权威地位的公然僭越与系统性削弱。这些所谓的
“🔥即时启示”，无论其宣称者如何口头上强调其“来自圣灵”、“荣耀基督”，并在表面上似乎也引用某些圣经经文加以“佐证”，但在其实际操作层面，在指导信徒个人生活抉择与教会事务决策的过程中，
🔥往往被赋予了与圣经正典同等，甚至在许多特定情境下更优先、更直接、更“有能力”的指导地位。
这种危险的倾向，从根本上颠覆了宗教改革运动赖以建立并得以传承的磐石性核心原则——“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正在将教会从上帝话语的坚固根基上挪移开，引向主观主义的流沙与神学混
乱的深渊，并为各样异端邪说的渗透预备了可悲的温床。
首先，这是对🔥圣经充足性（Sufficiency of Scripture）这一基要教义的公然否定与无情践踏。圣经自身以极其清晰、庄严且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告，它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 3:16-17）。这节经文如同一座不可动摇的灯塔，雄辩地证明了圣经对于基督徒信仰的建立、灵命的成长、生活的引导以及事奉的装备等一切所需之事，都具有完全的、绝对的充足性。正如《威斯敏斯特信条》在其第一章第六节所精辟阐述的：“圣经包含上帝全部的旨意，凡关于祂自己的荣耀、人的得救、信仰与生活
    所必需者，或已明确记载于圣经，或可用正确的、必然的推论从圣经中引申出来；除此以外，无论是由于人的所谓新启示，或是人的遗传，皆不可加添于圣经。”¹⁰ 这一宣告何等清晰，何等有力！然而，🔥当代灵恩运动中许多派别却热衷于在圣经之外，持续不断地寻求所谓“从天上来的新启示”、“圣灵即时的引导话语”，用以指导信徒个人生活中诸如婚姻对象的选择、职业道路的规划、居所的搬迁，乃至投资理财等具体事务；并用以决定教会事工的发展方向、财务预算的分配、以及人事职位的任命等关键决策。这种做法本身就隐含了一个极其危险且完全错误的预设：即圣经本身对于这些关乎个人生活与教会运作的具体事务的指导是不够清晰、不够具体、不够“有能力”的，信徒必须获
🔥得圣经以外的、额外的、即时的“从天而来”的信息，才能真正明白上帝在特定处境下的旨意。这种观念，无疑是将人主观的、易变的、往往是未经严格检验的“领受”或“感动”，公然置于上帝那永恒不变、全备无误的圣言之上，为各样偏离正道、随从私意的行为打开了不受约束的方便之门，其后果必然是信仰的扭曲与实践的混乱。约翰·欧文（John Owen）曾深刻地指出，圣经的充足性意味着它为教会的敬拜、教义和治理提供了所有必要的规则和指导，任何试图超越圣经或减少其权威的主张，都是对上帝智慧的冒犯。¹¹
🔥🔥其次，这种将所谓“即时启示”的权威与圣经并列甚至超越圣经的做法，严重混淆了圣灵在启示形成
期（Period of Revelation Formation）与启示应用期（Period of Revelation Application）的不同工作模
式与侧重点。在圣经正典最终完成之前，特别是在旧约时代以及新约教会建立的初期，圣灵的确曾
以多种奇妙的方式，包括异梦、异象、直接的言语、天使的传话等，向祂所拣选的先知和使徒启示
上帝的旨意，这些超自然的启示事件构成了圣经正典的原始材料与神圣内容。然而，正如希伯来书
      作者在圣灵感动下所庄严宣告的：“上帝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指
基督降临及使徒时代所开启的末后世代）藉着祂儿子（耶稣基督）晓谕了我们。”（希伯来书 1:1-
2）。基督的道成肉身、祂的教训、祂的救赎工作以及祂所差遣的使徒们的权威性教导，共同构成了
上帝救赎启示的顶峰、终结与完美体现。在新约圣经正典藉着使徒和他们的同工最终完成之后（约
在公元一世纪末），圣灵在教会中的主要工作便不再是持续不断地赐下新的、具有与圣经同等普遍
      教义权威的命题性启示，而是光照信徒的心思意念，开启他们的属灵悟性，使我们能够正确理解、
深刻领受、并忠实应用于那已经一次交付、永远写成的圣经真理（约翰福音 14:26, 16:13-15；哥林
多前书 2:10-14）。因此，将个人在情绪高涨的灵恩派聚会中所“领受”的、往往是主观随意、缺乏客观印证的所谓“预言”或“知识言语”，等同于旧约先知或新约使徒在圣灵特殊默示下所领受的、构成 经神圣正典的启示，这是一种极其严重的时代错置、神学混淆和对圣灵真实工作的深刻误解。这
种混淆，实质上是将个体的、转瞬即逝的、往往是未经检验的“感动”或“看见”，非法地提升到了与永生上帝那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的圣道（诗篇 119:89）同等的、甚至是更优先的地位，其潜在的危险性与破坏性，对于任何一个敬畏上帝、尊重圣经的人而言，都是不言而喻的。
🔥再者，将此类来源可疑、内容不确定的“即时启示”奉为个人生活与教会事奉的圭臬，必然导致对圣经系统性研究、深度默想与审慎应用的严重轻忽与系统性取代。当信徒（甚至是一些教会领袖）习惯于通过寻求那些看似“立竿见影”、“简单直接”的“预言”或“知识言语”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指引他们前行的方向时，他们便会逐渐丧失在那充满无限智慧与宝藏的上帝话语上刻苦钻研、耐心等候、反复揣摩、寻求真确智慧的内在动力与属灵操练。试问，如果一个人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某个自称拥有“先知恩赐”的人口中得到一个关于未来婚姻、职业选择或教会发展方向的“简单明了”的“答案”，他为何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读那些“古老”的圣经经文，去学习那些“复杂”的系统教义，去遵行那些有时看来“艰难”甚至“不合时宜”的圣经命令呢？这种以追求“捷径”为特征的思维模式，使得信徒的灵命成长不是建立在上帝永恒不变的圣言这坚固的磐石之上，而是建立在那些如同流沙般变幻不定、极不可靠的所谓“即时话语”之上。其必然的结果，便是信徒灵命的肤浅化、信仰理解的功利化、道德实践的随意化，以及对各样异端邪说和错误教导的辨别能力的急剧丧失。正如约翰·加尔文在其论述圣灵与圣道之关系的经典篇章中所深刻指出的，那些藐视圣经的客观权威而疯狂追求所谓“圣灵的隐秘启示”的人，实际上是在“埋葬圣灵并撕裂祂”。¹² 因为圣灵的工作，从来都不会与祂自己所默示的圣经真理相冲突或相分离；相反，圣灵总是藉着圣道作工，印证圣道的真确性，并使圣道在信徒心中产生救赎与成圣的果效。
🔥更进一步而言，这种对所谓“即时启示”权威性的盲目高举，往往在教会的实际运作中，不可避免地演变为对某些拥有或宣称拥有“卓越属灵恩赐”（尤其是“先知性恩赐”）的“属灵伟人”或“超级先知”的个人崇拜与非理性追随。当某个领袖的“预言”被认为“特别灵验”或其“知识言语”显得“非常准确”时（即使这些“准确性”往往是基于主观判断或事后牵强附会的解释），其个人的话语便会被迅速赋予一种不恰当的、甚至是绝对的权威，其影响力甚至会超越地方教会中按照圣经原则设立的牧者和长老基于圣经真理的教导与劝勉。这种现象不仅严重违背了基督是教会唯一元首的根本真理（以弗所书 1:22-23；歌罗西书 1:18），也彻底破坏了新约教会按着圣经原则所建立的治理秩序与权柄架构。信徒们不再是“天天考查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使徒行传 17:11），以圣经作为判断一切教导的最终标准，而是转而盲目地、不加分辨地听从那些声称拥有“从上帝而来的直接信息”、“圣灵当下的启示”的个人。这为各种形式的属灵操控、教义偏差和           异端思想的渗透与蔓延，预备了极其危险的温床。
       从前提护教学（Presuppositional Apologetics）的视角来审视，这种对“即时启示”权威性的非法僭越，
其最深层的根源在于一种以人为中心的、背离上帝启示的错误认识论（Epistemology）。它公然否定了永生上帝已经藉着圣经，赐下了客观的、全备的、具有终极权威的特殊启示，作为人类认识真理、获得救恩并指导信仰与生活的唯一无误标准；反而将人主观的、易变的、受罪玷污的“经验”、“感觉”或“领受”，置于与圣经同等甚至更优先的地位。这是一种典型的、以堕落受造物（人）的自主性（autonomy）为出发点的认识论，而非以上帝及其在圣经中的自我启示为绝对前提的认识论。
      它未能深刻认识到，离开了上帝在圣经中那清晰、客观、且自我印证的启示之光，堕落的人类凭其自身的理性或经验，根本无法对任何事物（包括所谓的“属灵经验”或“神圣启示”）做出真正正确的、合乎上帝心意的判断。正如科尼利厄斯·范泰尔在其整个护教体系中所反复强调的，唯有毫无保留地接受圣经的绝对权威，将其作为我们一切思想、判断与行为的最终预设（ultimate 
presupposition），堕落的人类才能够拥有关于上帝、世界和自身的真正知识的确定性。¹³ ''🔥任何试图绕过圣经、超越圣经，或将其他权威（无论是人的传统、教会的教谕、个人的理性，还是主观的“属灵经验”）置于与圣经同等地位的努力，都注定会使人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潭、相对主义的迷雾和怀疑主义的深渊，最终彻底偏离通往永生与真理的唯一道路。
————  撒玛利亚王百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