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人女使徒—杨宓贵灵
2020-09-21 09: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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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华宣 。 

  20世纪由中华内地会差派前来中国宣教的加拿大女传教士,在中国云南的傈僳族中间宣教长达21年之久;1950年为时局所迫,转往泰国宣教,被称为“傈僳人女使徒”。

杨宓贵灵 1901-1957

一、早年经历

杨宓贵灵,英文名为伊莎贝尔米勒(Isobel Selina Miller),于1901年12月17日出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市(Toronto,Canada)一个爱尔兰裔的基督教家庭,她上面有一个比她大三岁的哥哥。伊莎贝尔的祖父是加拿大长老会的牧师,父母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当地教会的主要同工。父亲热心传道,母亲是教会宣教部负责人。伊莎贝尔自幼乖巧,跟随父母参加主日崇拜和主日学,每早晚都有读经和祷告生活。高中时她学业优秀,曾获得学术优良奖。毕业后考入名校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亦称卑诗大学),修读英国语言和文学。

进入大学生活不久,在世俗之风和流行文化影响之下,伊莎贝尔的信心开始动摇。特别是有一次,一位博学的文学教授公然在课堂上嘲笑她的信仰,更使她开始怀疑圣经与上帝。从此她和许多女孩子一样,喜爱梳妆打扮,沉迷于打牌、跳舞和戏剧等活动,享受属世的乐趣,逐渐远离了信仰,放弃了读经、祷告的习惯,也不再去教会做礼拜。

伊莎贝尔生得美丽可爱,学习成绩很好,在学校中赢得多项荣誉,二年级时即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的秘书。这时她结交了一个男朋友,是个挂名的浸信会会友。交往两年之后,终因男友对婚姻的随便态度而告分手。此事对她打击很大,甚至产生自杀之念。幸亏她及时回到神的面前而得以度过危机,当时中古时代欧洲诗人但丁的一句话提醒了她:“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才有平安。”当初一位不信上帝的文学教授引她走进怀疑谷,如今一位笃信上帝的中古诗人却引她重返信心之路,但她一时还没有回归教会。要彻底告别过去那种属世的享乐绝非易事,她内心时常有许多挣扎,但她决心藉着读经祷告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一日,当她读到约翰福音第6章68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内心大受感动,她彷彿听见主说:“你如果仍然留恋世界,定然不会拥有我。”于是她哭着对主说:“主啊,除了你,我不再想要任何人或任何东西。”此后,伊莎贝尔义无反顾地跟从了主。

1922年5月,伊莎贝尔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又在一所师范学院里接受训练五个月,获得了教师证书。从1923年起,她任教于温哥华一所小学,为其日后宣教工作奠下了基础。

1923年,伊莎贝尔参加了一个基督徒退修会,大会讲员是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富能仁牧师(Rev. James O. Fraser)。他长期在中缅边界云南山地民族——傈僳族人民中间宣教。傈僳人生活的怒江大峡谷上下的崇山峻岭中,富能仁牧师跋山涉水,冒着被野兽吃掉的危险,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传遍村村寨寨。伊莎贝尔坐在森林营地的教堂里,聆听富能仁牧师讲述傈僳族的村寨景色、奇风异俗和福音需要时,一种强烈的感动攫住了她的心,使她不能自己。故当富能仁在讲台上发出呼召:“我需要弟兄,愿意离开文明舒适生活来受苦的弟兄”时,她向主祷告呼求说:“主啊,我要去,虽然我不是弟兄,但是我要去。”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把手举起来——她是会众中间唯一一位举手的姊妹。从那时起,伊莎贝尔的灵命被彻底改变了,她决定为得着这个民族,一生献给主用。从此,到怒江大峡谷向傈僳族人传福音,成为她清楚的呼召与梦想。

但没有想到的是,当伊莎贝尔把这一决定告诉家人时,却遭到家人的拦阻。而第一个反对者竟然是她的母亲。更不可思议的是,母亲当时在教会中担任宣教部部长,经常鼓励别人的儿女出去宣教。她反对的理由居然是:“在国内找不到工作的人才去国外宣教”,“靠别人的救济过日子是一件丢脸的事……”。此外,母亲亦担心女儿会在中国饿死、病死,因此只准她留在加拿大事奉,并且威胁女儿说:“你休想到中国去,我死也不会同意!”结果伊莎贝尔还没有实现去中国的愿望之前,她的母亲即因癌症去世。离世前她终于醒悟,坦承自己的看法是错的,女儿的选择才是上好的。

为了装备自己,伊莎贝尔于1924年放弃教职,进入美国芝加哥慕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攻读神学。当时她没有足够的学费,只好为此事祷告。神的预备非常奇妙:有位姊妹原本计划入读神学院,然后到中国去宣教的。但因为身体欠佳不能入学而放弃,于是她就把整年的学费和旅费送给了伊莎贝尔。在圣经学院两年期间,伊莎贝尔在生活上的各种需要,亦皆仰赖神的供应,从未缺乏过。更重要的是,她在圣经学院认识了一位荷兰裔的神学生、未来的丈夫约翰库恩(John Becker Kuhn,杨志英)。他后来与伊莎贝尔结成宣教事业的好搭档,一道来华,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大西南的少数民族。

从神学院毕业后,伊莎贝尔加入中国内地会,搬到多伦多内地会的宣教之家,并开始学习中文,待机赴华。1927年,中国政局动荡不安,许多地方发生排外暴乱,以致内地的传教士纷纷避难于上海,差派新传教士入华的工作也暂告停顿。伊莎贝尔只好返回温哥华,担任“温哥华女子房角会”负责人。直等到1928年底,她才由中国内地会派往中国。

二、入华宣教

1928年12月,伊莎贝尔终于成行,从温哥华乘船前往上海。当时她已与约翰库恩订婚,而约翰早于她毕业前三个月,先期赴华宣教。船抵上海,伊莎贝尔第一次踏足中国的土地。不久她离开上海前往云南省会昆明,与未婚夫会合。

1929年11月4日,二人结为夫妻。婚后,二人皆取了中文名字,约翰叫杨志英,伊莎贝尔叫杨宓贵灵。约翰的英文姓氏是Kuhn,按翻译标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译成为“杨”。但因为“杨”姓是云南少数民族中间最为普遍的姓氏,他们就像使徒保罗一样,“向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人”;正所谓“向姓杨的人,就作姓杨的人”,因此就出现了“杨志英”和“杨宓贵灵”这两位一生奉献自己,服侍傈僳族人的传教士。“宓”字原采自伊莎贝尔娘家的姓Miller,因嫁给杨志英而冠夫姓“杨”,因此就成了杨宓贵灵。生活在傈僳族人中间,他们皆以姓杨为荣。

初到中国,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内地,因生活习惯、卫生环境,以及物质供应等方面,都与西方社会有天壤之别,贵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适应,内心也经历过很大的挣扎。她只能不断地祈求神的帮助,每天背诵一些经文来鼓励自己,直到有一天她读到加拉太书中“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作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作使徒”(加2:8)这节经文时,她的内心才有了真实的改变。此后,每当她看到那些前来听闻福音的中国人时,就觉得自己所受的一切苦都是值得的。

虽然贵灵一心想尽快进入怒江大峡谷,向傈僳人传福音。但最初几年她和丈夫一直被安排在澄江、大理、永平等汉人为主的地方宣教。在永平谷时,贵灵曾一度染上热病,几乎丧命。1930年6月,他们奉派到苍山脚下的大理宣教,贵灵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毕竟距离她所希望事奉的傈僳族人更接近了。但在途中她又不幸染上痢疾,身体极度虚弱。幸好在一个美籍传教士家中遇上一位医术高明的中国医生,才得以保住了性命。在大理一年后,他们夫妇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鸿恩” (Kathryn Alice-Ann)。贵灵除照顾女儿及传扬福音外,还带领当地华人查经班,同时继续学习中文,并有两年半时间与杨志英一道训练内地会的新同工,然后差派他们到福音未及之地区从事宣教工作。

三、梦想成真

1934年,贵灵和杨志英终于得以进入怒江大峡谷,开始在傈僳族人中间的福音工作,从而使贵灵多年的梦想成真。在他们抵达麻栗坪的松山村后第三天,就有三个在缅甸境内古母村居住的傈僳人,翻山越岭前来寻找“耶稣”。原来他们那个村被邪灵辖制了10年,人们都生活在恐惧中。为了摆脱污鬼的缠绕,得到真正的平安喜乐,他们冒着风雪和危险,历尽千辛万苦,前来寻找耶稣。贵灵和志英热情接待了他们,向他们传讲福音真道。那时贵灵刚刚流产不久,对高原气候还没有适应。但她清楚神的引领,不顾自己身体的软弱,为这三人找到两位青年傈僳族基督徒,与他们同去古母村,把福音传给那里的村民。

为便于在傈僳人和华人中间宣教,贵灵在麻栗坪一直向神祷告,恳求神赐给他们一个会讲华语的傈僳人。结果没过多久,神就为他们安排一位会说华语的傈僳传道人前来帮助他们。麻栗坪地处高寒山区,贵灵和家人所住的茅屋非常简陋,雨季时潮湿寒冷。有一次她的女儿小鸿恩染上疟疾,而且传染给贵灵,但靠着祷告,都得蒙神的医治。虽然生存环境恶劣,物质极度匮乏,但神的恩典够用,他们不仅生存下来,还盖起了一间宽敞耐用的厅堂,起名叫“恩典之家”。夫妇俩以此为基地,同甘共苦,同心事奉,足迹遍及怒江地区的山山水水。

向傈僳人传福音,在傈僳人中间建立教会,最大的需要首先是傈僳文圣经。贵灵和志英为他们带去了傈僳文新约圣经,并随身携带去一部傈僳文打字机,随时打印圣经和属灵资料,以备当地人认识圣经真理。

1938年5月,贵灵和志英开办了傈僳地区第一期“雨季圣经学校”(Rainy Season Bible Schools),有20多位傈僳人参加了培训学习。学员结业后被派往各地开拓福音工场,不仅向傈僳人,也向儸儸族等其他少数民族传福音。神在他们中间兴起多位信仰虔诚、热心传道且大有能力的传道人,引领成百上千的各族人民归主,其中有许多美好感人的见证,亦有神迹奇事相伴随。

杨志英夫妇

从1938年开始,贵灵和志英每年都要举办“雨季圣经学校”,都是利用六、七、八月的雨季农闲时间进行。主要召聚傈僳族信徒,分批进行密集的圣经研习和各种造就课程,藉以装备他们,可以承担起向本族以及外族传福音的使命。由于杨志英经常外出传道或出差,所以雨季圣经学校主要由贵灵负责,成为她最重要的事工之一。尽管气候十分恶劣,师资严重不足,文具奇缺,局势动荡不安,还时常遭遇人为的干扰,但贵灵都藉着祷告一一胜过。雨季圣经学校为傈僳族教会培养、造就出许多领袖人才。后来怒江大峡谷被人称为“福音谷”,以及傈僳族村村寨寨都有教会,雨季圣经学校的毕业生在其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当然,贵灵为此也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女儿鸿恩6岁时,她就把她送往内地会在山东芝罘(烟台)开办的子弟学校读书。虽然十分难舍,但为了更好地服事傈僳人,她也只能忍痛割爱,把女儿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日军占领了内地会在烟台的宣教士子弟学校,小鸿恩和其他师生一起,被押解到山东潍县,囚禁在集中营。虽然贵灵难免心急如焚,但她仍然坚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战争期间,她一如既往,奔波在崇山峻岭中,传福音、办学校、探访信徒。1942年3月,贵灵牙痛得厉害,必须要到昆明去看牙医。那时虽然滇缅公路已经开通,但从大峡谷出发,也整整花费了九天的时间才到达昆明。医生告诉她说病毒已经开始向脑部蔓延,如果再晚来一天,恐怕就性命难保了。

1943年,上帝赏赐给贵灵和志英一份至为珍贵的礼物——儿子降生了。他们给他取名叫“建民”。同年底,日军占领了他们教会所在地对面的峡谷。大敌当前,圣经学校是否还要继续呢?贵灵他们经过祷告后,决定继续坚守下去,因此这一期课程得以在战时顺利完成。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小鸿恩和其他芝罘师生一起被解救出来,乘船安然返抵美国。不久,贵灵和志英返国述职。因战争关系,他们绕道印度孟买,再转乘军舰辗转回到美国费城与女儿会面。多年离散,全家人终得团聚。

1947年,身为地区主任的杨志英比家人早一年回到中国的宣教工场;贵灵和儿女留住费城直到1948年才重返旧地,受到傈僳弟兄姊妹的热烈欢迎。然而,当时中国国共之间的内战正酣。1950年3月,贵灵带着7岁儿子不得不先离开中国。离别之日,一群傈僳人冒着风雪,伴随着她们翻越过3,000多公尺的高山,送她们出境,最后抵达缅甸。然后辗转回到美国,与正在惠顿学院就读的女儿团聚。多年不见,女儿已经长大,深能体谅父母的奉献与牺牲。

四、最后岁月

1951年底,内地会所有传教士被迫撤离中国,内地会也随即易名为“海外基督使团”,转向台湾、缅甸、印支半岛及泰国高山部族传福音。翌年10月,贵灵、志英夫妇奉派前往泰国北部,向散居在山地的傈僳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传福音。当时贵灵已届50岁,却要面对新的环境,还要学习泰国方言。为此,她曾感到为难,也曾想过退缩。但无论多大的挫折与艰难都无法熄灭贵灵对傈僳人的爱,靠着神她勇敢地接受了新的挑战,辛勤服事当地的百姓。令人欣慰的是,她女儿鸿恩大学毕业后,又入读圣经学校,后来亦申请加入海外基督使团,继承父母的志向,成为第二代传教士。

由于杨宓贵灵将其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傈僳族人,故被称誉为“傈僳人女使徒”。她最终因疾病才不得不从宣教工场上退下来。1954年,贵灵被发现罹患了乳腺癌。在泰国的清迈动过手术后,她被送回美国疗养。卧病的两年中,她的肉体虽然日渐衰残,灵命却依然健壮,文思亦依然敏捷。治疗过程中,她一面靠主与疾病做斗争,一面奋力写作,将自己的信仰历程、人生感悟,以及宣教经验如实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她一生总共写了8本书,其中除了自传性的《寻》(By Searching: My Journey Through Doubt into Faith)和《我成了一台戏》(In the Arena)之外,还有《绿叶常青——最后撤离中国的内地会宣教士》(Green Leaf in Drought),Stones of Fire, Ascent to the Tribes: Pioneering in North Thailand, Precious Things of the Lasting Hills,Second Mile People, 以及Nests Above the Abyss。这些著作不仅使她成为一个享誉世界的基督徒作家,也感动、鼓舞了无数的读者。几本已经翻译成中文的作品,尤为华人基督徒所喜爱。

虽然在病痛中,却也与子女共度了一段快乐的时光。1957年5月20日,杨宓贵灵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的惠顿(Wheaton,Illinois)家中息劳归主,享年56岁。逝后,杨志英常向人们提起贵灵生前讲过的一句幽默话:“等我到了天堂,那里的人常常只会看到我的脚跟,因为我总是爬上金色的城牆,俯瞰下面的傈僳人教会。”从中可体会她对傈僳人深切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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