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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筠：中世纪真的有那么黑暗吗？
2020-11-08 13: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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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 李筠：中世纪真的有那么黑暗吗？
基督教早在罗马帝国初期就已经诞生了，但它和中世纪的关系要比和罗马帝国的关系更紧密。
戴克里先用宗教的神秘力量包装皇权。这套体系被东边的拜占庭帝国继承，后来传给了俄罗斯。但整个中世纪，西方在基督教的主导下，和源自罗马帝国那套皇权控制教权的传统分道扬镳。也就是说，西方的基督教并没有被皇权控制住，教权和皇权是相互独立，甚至相互斗争的。这是理解中世纪的起点，也是关键点。
中世纪并不等于一片黑暗
提起基督教主导中世纪，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印象：中世纪一片黑暗。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中世纪并不是一片黑暗，而是五光十色、精彩纷呈的。
其实，只要把基本的历史分期梳理清楚，就能看清中世纪一大半的真实面貌，破除“中世纪是黑暗的”这个误区。
历史学家对中世纪的分期有一种基本的二分法，就是把它分成前五百年和后五百年两部分，大致以公元1000年为界。这种划分的基本依据是，两个五百年的基本社会政治状况有较大差距：前五百年比较混乱，文明成果比较少；后五百年比较安定，文明成果几乎像井喷一样爆发。
先看前五百年。查士丁尼西征失败后，西方从辉煌的帝国时代急速衰落，进入几乎没有文明的野蛮状态，但这还不是最糟的。西方的新主人日耳曼人遇到了新的大麻烦，他们内部几个大部落之间还没打完仗，建立新王国的速度赶不上王国被消灭的速度，就碰到更凶狠的敌人来犯。“雪上加霜”都不足以形容其处境的残酷，因为敌人从东、北、南三面像潮水一般袭来。
从东面来的是马扎尔人，他们和卫青、霍去病赶跑的匈奴大有关系。马扎尔人被不断挤压，一路向西，冲入了欧洲。从北面来的是维京人，俗称北欧海盗，他们南下侵袭欧洲腹地。早在帝国晚期，罗马人已经腾不出手来对付维京人了，放弃了不列颠岛。日耳曼人占据欧洲之后仍然要面对维京人疯狂的劫掠。从南面来的是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他们从西亚进入北非，再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西班牙，后来深入高卢，也就是今天的法国。东面、北面、南面这三股敌人都有机会把西方文明彻底消灭，尤其是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
大致而言，在公元500年时，西方地盘非常小，只占据了现在的法国、德国西部和中部，根本没法和拜占庭、阿拉伯相比。南边的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和整个地中海南岸、东岸完全被阿拉伯占领。拜占庭则占据巴尔干半岛、希腊半岛和现在的土耳其。
那时的西方简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政治秩序荡然无存，没有像样的政权；军事就更糟糕了，遍地强盗；经济、社会、文化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如果说前五百年是黑暗的，我基本赞同。不过，西方在此期间还是迸发出了几缕宝贵的光芒，其中有三件大事值得注意。
第一件大事是日耳曼人的一个分支法兰克人建立了墨洛温王朝。公元732年，墨洛温王朝的军队在距离巴黎150英里的普瓦蒂埃打败了穆斯林，从此之后，穆斯林对欧洲的进攻就逐渐消退了。领导这场战役的是当时墨洛温王朝的宫相查理·马特。
第二件大事也和查理·马特有关。公元800年，查理·马特的孙子查理曼加冕称帝，建立了加洛林帝国（也叫查理曼帝国）。从此，日耳曼人的政治秩序就达到了及格线。
第三件大事发生在公元955年，东法兰克国王奥托击败了马扎尔人，西方的东线从此获得了安定。
经历了这三件大事之后，西方终于安定下来。
到了公元1000年，安定下来的西方迅速触底反弹，政治、经济、文化在后五百年中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就。正是这些成就，为现代西方文明打下了基础。实际上，西方中世纪的后五百年和现代的五百年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它们在很多根本问题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厘清了历史分期，我们就可以对西方文明的全貌做出真正可靠的判断：希腊和罗马之间有断层；罗马和中世纪之间有断层；甚至可以把中世纪的前500年整体看作一个大断层；而在公元1500年左右，西方从中世纪尾声进入现代，这里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断层。
日耳曼人的真实面貌
大多数人之所以认为中世纪是黑暗的，还和一个误解有关：认为西方的新主人日耳曼人太过野蛮，没有文化，导致西方文明陷入黑暗。对此，我们必须仔细甄别和分析历史材料，才能接近历史的真相。
日耳曼人的形象大概可以分成两个版本，一个是罗马人口中的日耳曼人，一个是日耳曼后人心里的日耳曼人。
据恺撒和另一位史学家塔西佗的记载，罗马帝国时期，日耳曼人在政治上还处于部落阶段，保留着原始民主的风气，军事首领不过是个酋长；经济上则以打猎为生，基本没有发展出农业；文化就更谈不上了，他们信的都是精灵神怪，谈不上宗教，也没有文字。
而后世的日耳曼历史学家当然会为自己的老祖宗辩白，说他们很勇敢、很进取、很有活力、很纯洁，是腐败的罗马人污染了他们。
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也都有虚假的成分。
一方面，罗马人观察日耳曼人时，主观上一定是傲慢的，客观上则只能拿自己知道的知识去衡量日耳曼人，肯定会出现偏差。
所以，真正的日耳曼人应该不像罗马人写的那么差劲。日耳曼人的确保留了部落的社会风俗习惯，但和罗马人接触时，他们已经不再实行原始的部落政治，组织上更有章法，上下等级已经开始出现。相应地，他们基本完成了从渔猎到农耕的转变，进入定居状态，已经具备文明出现曙光的经济条件。政治上，日耳曼人已经有了习惯法，还吸收了罗马法。所以，公元1世纪的日耳曼人不是原始人，而是一只脚已经踏进文明的人。
另一方面，日耳曼后人肯定对自己的老祖宗进行了美化。虽然日耳曼人比罗马人质朴、淳朴、纯洁，但他们迅速跟罗马人学坏了，早就进化到“安禄山”的状态，有了雄心、机智、谋略。而且，日耳曼对暴力的崇尚和对嗜血的狂热，是西方一直安定不下来的重要因素。中世纪的西方花了很大力气才逐渐克服了日耳曼人的这种野蛮习气。
前文提过，古罗马接过了古希腊语言和哲学的两根接力棒，但日耳曼人没能把这两项文明成果接续下去。不过，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之间还有其他两根接力棒。
第一根接力棒是战争和谋略。日耳曼人已经跟罗马人打了五百年的交道，无论和罗马曾经是敌人，还是后来成了伙伴，总归是学到了一些战争的技艺和谋略的智慧。也就是说，如果希腊人是以文的方式带罗马人成长，那么罗马人就是以武的方式带日耳曼人成长。
另一根接力棒是基督教会。基督教会是罗马帝国的好学生，从政治制度、法律、行政管理、司法审判到哲学、文字，只要是优秀的文明成果，通通照单全收。基督教会在中世纪完整地存活下来，就把它学会的这些文明成果一步步传给了日耳曼人。
有了这两根接力棒，中世纪才能步履蹒跚地接上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香火。这两根接力棒保证了西方在经历过主体民族变化（从罗马人到日耳曼人）之后没有灭亡，前后相续，仍然是同一个文明。
中世纪的政教关系
消除了日耳曼人造成中世纪黑暗的误会还不够，对于中世纪人们还有另一个重大误解——认为中世纪的黑暗是由基督教造成的，因为整个中世纪就是政教合一。
这种看法的荒谬之处在于：一是认为宗教就一定是黑暗和愚昧的，二是把中世纪的政教关系完全弄错了。
首先，宗教不是黑暗和愚昧的，而是充满了光明和智慧。这和是否信教无关，即便站在宗教之外，像哲学家一样用理性和逻辑去观察它，仍然可以发现宗教的主调是光明和智慧。
其次，中世纪并不是政教合一，而是典型的政教二元结构。教权和政权相互独立、相互斗争，这是中世纪演化的最重要动力。而且，这正是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甚至是中世纪和古希腊、古罗马之间最重要的差别。
关于基督教的这两个问题，可以说是我们理解中世纪的两条基本线索。后文会不断展现教权和政权相互独立又不断斗争的过程，来揭示西方如何从中世纪走向现代。 本文摘自李筠《西方史纲》
基督教早在罗马帝国初期就已经诞生了，但它和中世纪的关系要比和罗马帝国的关系更紧密。
戴克里先用宗教的神秘力量包装皇权。这套体系被东边的拜占庭帝国继承，后来传给了俄罗斯。但整个中世纪，西方在基督教的主导下，和源自罗马帝国那套皇权控制教权的传统分道扬镳。也就是说，西方的基督教并没有被皇权控制住，教权和皇权是相互独立，甚至相互斗争的。这是理解中世纪的起点，也是关键点。
中世纪并不等于一片黑暗
提起基督教主导中世纪，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印象：中世纪一片黑暗。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中世纪并不是一片黑暗，而是五光十色、精彩纷呈的。
其实，只要把基本的历史分期梳理清楚，就能看清中世纪一大半的真实面貌，破除“中世纪是黑暗的”这个误区。
历史学家对中世纪的分期有一种基本的二分法，就是把它分成前五百年和后五百年两部分，大致以公元1000年为界。这种划分的基本依据是，两个五百年的基本社会政治状况有较大差距：前五百年比较混乱，文明成果比较少；后五百年比较安定，文明成果几乎像井喷一样爆发。
先看前五百年。查士丁尼西征失败后，西方从辉煌的帝国时代急速衰落，进入几乎没有文明的野蛮状态，但这还不是最糟的。西方的新主人日耳曼人遇到了新的大麻烦，他们内部几个大部落之间还没打完仗，建立新王国的速度赶不上王国被消灭的速度，就碰到更凶狠的敌人来犯。“雪上加霜”都不足以形容其处境的残酷，因为敌人从东、北、南三面像潮水一般袭来。
从东面来的是马扎尔人，他们和卫青、霍去病赶跑的匈奴大有关系。马扎尔人被不断挤压，一路向西，冲入了欧洲。从北面来的是维京人，俗称北欧海盗，他们南下侵袭欧洲腹地。早在帝国晚期，罗马人已经腾不出手来对付维京人了，放弃了不列颠岛。日耳曼人占据欧洲之后仍然要面对维京人疯狂的劫掠。从南面来的是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他们从西亚进入北非，再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西班牙，后来深入高卢，也就是今天的法国。东面、北面、南面这三股敌人都有机会把西方文明彻底消灭，尤其是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
大致而言，在公元500年时，西方地盘非常小，只占据了现在的法国、德国西部和中部，根本没法和拜占庭、阿拉伯相比。南边的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和整个地中海南岸、东岸完全被阿拉伯占领。拜占庭则占据巴尔干半岛、希腊半岛和现在的土耳其。
那时的西方简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政治秩序荡然无存，没有像样的政权；军事就更糟糕了，遍地强盗；经济、社会、文化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如果说前五百年是黑暗的，我基本赞同。不过，西方在此期间还是迸发出了几缕宝贵的光芒，其中有三件大事值得注意。
第一件大事是日耳曼人的一个分支法兰克人建立了墨洛温王朝。公元732年，墨洛温王朝的军队在距离巴黎150英里的普瓦蒂埃打败了穆斯林，从此之后，穆斯林对欧洲的进攻就逐渐消退了。领导这场战役的是当时墨洛温王朝的宫相查理·马特。
第二件大事也和查理·马特有关。公元800年，查理·马特的孙子查理曼加冕称帝，建立了加洛林帝国（也叫查理曼帝国）。从此，日耳曼人的政治秩序就达到了及格线。
第三件大事发生在公元955年，东法兰克国王奥托击败了马扎尔人，西方的东线从此获得了安定。
经历了这三件大事之后，西方终于安定下来。
到了公元1000年，安定下来的西方迅速触底反弹，政治、经济、文化在后五百年中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就。正是这些成就，为现代西方文明打下了基础。实际上，西方中世纪的后五百年和现代的五百年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它们在很多根本问题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厘清了历史分期，我们就可以对西方文明的全貌做出真正可靠的判断：希腊和罗马之间有断层；罗马和中世纪之间有断层；甚至可以把中世纪的前500年整体看作一个大断层；而在公元1500年左右，西方从中世纪尾声进入现代，这里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断层。
日耳曼人的真实面貌
大多数人之所以认为中世纪是黑暗的，还和一个误解有关：认为西方的新主人日耳曼人太过野蛮，没有文化，导致西方文明陷入黑暗。对此，我们必须仔细甄别和分析历史材料，才能接近历史的真相。
日耳曼人的形象大概可以分成两个版本，一个是罗马人口中的日耳曼人，一个是日耳曼后人心里的日耳曼人。
据恺撒和另一位史学家塔西佗的记载，罗马帝国时期，日耳曼人在政治上还处于部落阶段，保留着原始民主的风气，军事首领不过是个酋长；经济上则以打猎为生，基本没有发展出农业；文化就更谈不上了，他们信的都是精灵神怪，谈不上宗教，也没有文字。
而后世的日耳曼历史学家当然会为自己的老祖宗辩白，说他们很勇敢、很进取、很有活力、很纯洁，是腐败的罗马人污染了他们。
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也都有虚假的成分。
一方面，罗马人观察日耳曼人时，主观上一定是傲慢的，客观上则只能拿自己知道的知识去衡量日耳曼人，肯定会出现偏差。
所以，真正的日耳曼人应该不像罗马人写的那么差劲。日耳曼人的确保留了部落的社会风俗习惯，但和罗马人接触时，他们已经不再实行原始的部落政治，组织上更有章法，上下等级已经开始出现。相应地，他们基本完成了从渔猎到农耕的转变，进入定居状态，已经具备文明出现曙光的经济条件。政治上，日耳曼人已经有了习惯法，还吸收了罗马法。所以，公元1世纪的日耳曼人不是原始人，而是一只脚已经踏进文明的人。
另一方面，日耳曼后人肯定对自己的老祖宗进行了美化。虽然日耳曼人比罗马人质朴、淳朴、纯洁，但他们迅速跟罗马人学坏了，早就进化到“安禄山”的状态，有了雄心、机智、谋略。而且，日耳曼对暴力的崇尚和对嗜血的狂热，是西方一直安定不下来的重要因素。中世纪的西方花了很大力气才逐渐克服了日耳曼人的这种野蛮习气。
前文提过，古罗马接过了古希腊语言和哲学的两根接力棒，但日耳曼人没能把这两项文明成果接续下去。不过，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之间还有其他两根接力棒。
第一根接力棒是战争和谋略。日耳曼人已经跟罗马人打了五百年的交道，无论和罗马曾经是敌人，还是后来成了伙伴，总归是学到了一些战争的技艺和谋略的智慧。也就是说，如果希腊人是以文的方式带罗马人成长，那么罗马人就是以武的方式带日耳曼人成长。
另一根接力棒是基督教会。基督教会是罗马帝国的好学生，从政治制度、法律、行政管理、司法审判到哲学、文字，只要是优秀的文明成果，通通照单全收。基督教会在中世纪完整地存活下来，就把它学会的这些文明成果一步步传给了日耳曼人。
有了这两根接力棒，中世纪才能步履蹒跚地接上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香火。这两根接力棒保证了西方在经历过主体民族变化（从罗马人到日耳曼人）之后没有灭亡，前后相续，仍然是同一个文明。
中世纪的政教关系
消除了日耳曼人造成中世纪黑暗的误会还不够，对于中世纪人们还有另一个重大误解——认为中世纪的黑暗是由基督教造成的，因为整个中世纪就是政教合一。
这种看法的荒谬之处在于：一是认为宗教就一定是黑暗和愚昧的，二是把中世纪的政教关系完全弄错了。
首先，宗教不是黑暗和愚昧的，而是充满了光明和智慧。这和是否信教无关，即便站在宗教之外，像哲学家一样用理性和逻辑去观察它，仍然可以发现宗教的主调是光明和智慧。
其次，中世纪并不是政教合一，而是典型的政教二元结构。教权和政权相互独立、相互斗争，这是中世纪演化的最重要动力。而且，这正是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甚至是中世纪和古希腊、古罗马之间最重要的差别。
关于基督教的这两个问题，可以说是我们理解中世纪的两条基本线索。后文会不断展现教权和政权相互独立又不断斗争的过程，来揭示西方如何从中世纪走向现代。 本文摘自李筠《西方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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