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斗争》
2020-09-15 14: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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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中国历史与传教士

作者:若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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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选:
一、 引言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曾经对基督教骨子里有许多的反感与排斥,其中一个反感是:基督教作为外来的宗教和文化,和帝国主义侵略、鸦片战争、以及鸦片一起进入中国的。在这种民族感情里,虽然有一部分是被宣传,是无知的原因,但有一部分确实是出于正义和真挚的感情的
后来随着自己对身边基督徒的认识,以及基督教所带来的正面影响的更多了解,我又开始惋惜于因着近代历史——尤其是以鸦片和鸦片战争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的侵略,以及历史带来的的民族耻辱感和民族仇恨,使中国人从感情上很难客观正面的去了解和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时我还没有信耶稣,但对这个感情上的障碍也是感到很遗憾。
后来神用别的办法使我改变,使我在自己面对自己的罪和生命光景感到沮丧之时,看见悬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对我这罪人的救赎和爱,才突破了这些障碍,悔改信主了。但这之后,心里一直有负担和愿望,想在这方面做点什么?
这之后陆续看了一 些中国老前辈和传教士的传记、日记以及一些教会历史,尤其是阅读到这本《基督教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斗争》历史小书,深深的触动了我,使我决定在这方面有一些实际的整理和思考。
因此,今天我想试着和大家一起分享和讨论的内容是:
l 鸦片、鸦片贸易以及由传教士发起的反鸦运动相关的重要历史的回顾和整理
l 从以上相对客观的历史来思考两个实际的问题:
第一: 传教士与西方侵略者、战争和鸦片之间的关系;
第二:我特别想从反鸦运动中不同类的人面对这罪恶与苦难中,所展现出来的动机、目的、方式途径的不同,来试图看后面的本质和人内在的生命。我希望在这方面多一些思考,因为这方面也是最触动我的地方。也想留给大家一些思考。
l 最后,希望籍此,对我们现代人现在的生命、困境有些实际的思考和帮助。
(文章有些长,请耐心阅读~)
二、 鸦片、鸦片贸易以及反鸦斗争的历史
我想根据影响中国与外国关系上两件重要的事件:1858年鸦片战争结束,中英签订天津条约、1900年义和团运动来将这段历史分为三部分分别来看:
(一)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之前,从鸦片进入中国到在中国合法化;传教士对鸦片的反应
1858年之前,中国政府(清政府)曾多次颁布禁令,禁止走私鸦片至中国。最早的禁令,可追溯到1729年雍正帝所颁布的。之后在1807年和1809年,嘉庆帝重申禁,后来道光帝在1813年更禁止人民种植、生产和吸食鸦片。到1839年,查禁鸦片的法令更严,相关人等基本都是死刑。
1807年,第一位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和美国商人已经参与鸦片走私活动多年。
中国政府虽三令五申禁止鸦片,但禁令愈严,走私鸦片愈严重。法令无法贯彻执行,因地方官吏贪污,英国商人又不愿放弃这走私贸易的利益。只有林则徐坚决执行充公和销鸦片的那些年间(1838-1841),才能有效执行中央法令。
1840年后,英国军事介入后,林则徐的除鸦工作就无法继续了。1841年英政府向中国宣战,中国战败,割地赔款,也免了林则徐的职务。地方官员根本无力执行禁烟法令。十多年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再起,中国再败。
1858年,中英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中第五条保障鸦片在完税后,可以合法的进口中国。
这时期和这之后,鸦片进口数量激增。1767年前,200箱以下;1767年,1000箱;1839年,35000箱;1858年,75000箱。
在这个时期,不同人的反应如何呢?
中国政府:有两派,一派看见了其中的经济利益;一派看见了其危害主张禁止;清政府采取了后者。
英国政府:直接管理在印度种植罂粟和提炼鸦片活动,东印度公司也归英政府管理。一切为了利益。
   英国基督徒和英国教会:在这个时间段,英国教会对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几乎整体沉默。但也有一些信徒发表反对意见。其中一个叫史特渥(J.C.Stewart)的信徒向《中国业报》投稿指出:鸦片贸易是不道德的,其论据是:鸦片伤害人的智力,消化力,甚至败坏道德。鸦片使人上瘾,吸鸦片有违圣经的教导;卖鸦片给人,如同协助人做恶,实在违背圣经爱人如己的立志。他向同胞呼喊说:我们正在积蓄罪恶。这种鼓励鸦片贸易的行为,是其中最惹神将愤怒倾倒在人身上的罪恶。福音的传道人在哪里?这种罪恶到这刻还没有受到谴责?奥!什么样的不幸才会唤醒你的懊悔和同情?那个垂死的、可怜的鸦片受害人能否触动你的灵魂?想想那千万因此要灭亡的人,然后问问自己,这样的罪恶到底要持续多久?……
但这篇文章很快就引起自称是基督徒的英国商人的反对……
  与此同时,英国教会对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几乎整体沉默。到1857年英国教会领袖才开始公开谴责英国政府的不义: “有一位神必会在地上施行审判”。
美国政府:美国商人在1805年开始,开始参与走私鸦片,但在1839年后,就停止了鸦片走私活动。在美国政府知道这贸易在中国是非法的,就公开宣布,禁止所有美国船队运送鸦片到中国。后来在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中,更是主动规定美国人不得贩运鸦片。这是当时美国与英国对华政策重要的不同,这些不同后面也有深刻的原因,后面我们或许对此可以思考。
   那时,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呢?早期来华的马礼逊和郭实腊,也是沉默。无论如何,这是不好的。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明白这其中的原因,也不能过分苛责他们,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时作为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居住和传福音是多么不易。 当时中国实行的是闭关索国的政策,只允许一家英贸易公司和中国人接触,并且只允许短暂停留,否则后果非常的严重。对于马礼逊,他一心想留在这个国家里,而当时唯一能进入中国并居住的方式是加入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是当时唯一的和能和中国贸易的英国公司。
除了这两位,这之后的传教士, 我们所能见的,几乎所有传教士,都是坚定反鸦片。
像也是早期的宣教士麦都思、美籍传教士裨治文。麦都思看到了鸦片于人的各种害处,所以他认为:一切和这鸦片贸易挂钩的,都是不道德的。他更指出,传教士若和鸦片贸易牵连在一起,必然种下恶果。包括会轻看传教士的品格和他们所传的福音,因此,即便和鸦片船同船也难免误会,而且因此会使他因人情的缘故妥协,不那么坚决的反对罪恶,反对鸦片。他也言行一致,一次他要乘船,当时只有一只鸦片船,但他宁愿拒绝鸦片船给他的方便,等候其他船只,也不与鸦片贸易有任何关系。
(二) 1858年~1900年:传教士发起反鸦运动,漫漫的反鸦之路
 1858年后,鸦片灾害开始遍及全中国及各个阶层。根据纪好弼医生花了七到八年时间的各地观察,当时有超过1/4的中国男性吸鸦片。
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开始强烈的反对鸦片和鸦片贸易。一方面,他们实际亲眼看见吸鸦片给中国和中国人带来的巨大危害。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看到鸦片贸易拦阻了基督福音的传播。当然,对于英国人来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他们看见自己的民族不断的在犯这样一个大的罪恶,势必带来上帝审判。(读到这里,我忍不住的想:我们中国人会为我们民族整体的罪恶而痛心疾呼、呼吁悔改,以免上帝的愤怒吗?难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整体堕胎杀人、整体在抄袭、拜金、婚前同居、不尊重婚姻、整体在溺爱、甚至在用罪恶教导孩童吗?)
   1858后来华的传教士中,几乎都强烈的反对鸦片贸易,他们发起了反鸦运动,并且直接领导着反鸦运动。当时的反鸦运动包括三项主要内容:
1.反对鸦片贸易
2.反对吸鸦片
3.治疗鸦片瘾患者。
第一项针对英国政府。第二项和第三项针对中国的政府和百姓。传教士希望通过这三方面着手抵挡鸦片狂潮。
下面我们就这三方面分别看传教士们当时的行动:
在反对鸦片贸易方面,1874年在英国成立英东反鸦会。在这之前,1857年,1870年代,英国国会上下两院都有先后提出制止鸦片贸易的动议。但都以多数票反对,少数人赞同的结果失败。1874年英东反鸦会成立时,这些力量马上汇合起来。并且该会和在华的传教士联成同一阵线。由丹拿牧师领导。丹拿是伦敦会差遣来中国的传教士,后来更是全职反鸦。
但那时,在国会和民众里的舆论,大多还是支持鸦片贸易的。这些人,就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在华的传教士,指控他们制造麻烦,又把他们陷入战争边缘,他们要求传教士只留在条约中所规定的港口。
不只是政府,也包括民间,都是同情和支持鸦片贸易的。民间的报章《泰晤士报》的社论,反映了当时英国人普遍的心态,不愿意以经济利益为行善的代价。当国会为着是否限制传教士留在条约规定的通商港口辩论时,《泰晤士报》发表了这样的论点:国会不喜欢传教士,新闻界不喜欢,普罗大众也不喜欢。传教士肯定是最任意妄为,又或是最顽固怪癖的人……肯定是最不谨慎,或者头脑不清。他们没有学识就出去工作,甚至连做人的道理都不懂。
   那时,在华的传教士就联名致函英国驻华代表,反对英国政府官员的意见。联名信写道:对于上瘾者人数不断上升,以及所有由鸦片引发的伤害,英国的商贸必须负上责任。英国竟为商贸利益而禁止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
这个联名信反映英驻华大使之所以反对传教士,是因为他们的反鸦声音触及了英商的英政府的利益。这信也说明当时传教士们除了要面对他们传福音对象——中国人的拒绝外,也要面对他们的祖国政府和同胞的反对。
国会和舆论界反对传教士的声音,使当时英国两个派遣最多传教士的差会——伦敦会和英行教会相继下达指令,要传教士“谨慎行事”“不要再唐突进入中国内陆”“要留在开放的港口,再图在其他地方设点”。
   不过,纵然英国国会和舆论界都反对传教士,但英国的教会,对传教士在华的工作,却是寄予同情和支持的。传教士在反对鸦片贸易的事上,也得到部分教会领袖的支持。
除了在英国,英东反鸦会也联系中国的华人信徒领袖,鼓励他们在中国成立反鸦会。以传达鸦片害人的反鸦信息。1875年广州便成立了第一家由广东羊城教会主办的劝戒鸦片社。
与此同时,针对反对吸鸦片,传教士们利用国内的媒体、写小册子做大量的宣传。
在治疗鸦片瘾患者方面,传教士们开始从之前的乐观到没把握。因为太难了,而且大量治好的患者,后来又复吸。越接触患者,就越发现医疗效果的不理想。
其中 ,在宁波做医疗传教工作的戴德生,就重视以祷告耶稣得戒毒的力量。这些在后面会有更多一些的讨论。
1877年传教大会:反鸦意见一致。当时有在华的一百二十六名传教士参与。最后他们通过了反鸦的一项议案,内容包括肯定吸鸦片的邪恶性质,以及鸦片贸易对传扬基督福音、救人灵魂的妨碍;又说明了他们反鸦的共同信念和立场。后来,他们也实际的付代价和作出具体的行动。
中国的未来的哪里?中国人的未来在哪里?
我读到那些传教士们做的调查报告的时候,心里悲伤。兄弟们,我们得为我们的民族悔改,我知道包括我在内, 我们很容易把这些事情归咎给侵略者,归咎给我们的落后,在人看来,诚然有这些直接的因素,但难道没有我们和我们列祖的罪恶?难道不也是我们的罪恶引来了上帝愤怒之审判?如果上帝不只是英国人的上帝,如果上帝的眼目不只在英国,不只是审判英国,那当英国人自己在不断的呼吁他们的民族悔改之时,我们呢?我们仍然只是在抱怨和只看到表面的事情吗?
我们继续看历史:
在这个时期,传教士们仍然在不懈的努力着。这些努力包括:
不断的唤起英国众教会对中国和中国鸦片灾难的关心。
不断的经历失败。
但同时,英国政府也开始不断的承受来自这些舆论的压力。因为由传教士们不断的发来的文章在教会宣读,在英国的基督徒们籍着这些实际的描述,看见在中国的一个个失丧了和正在失丧的灵魂。
而在1888年的伦敦传教大会上反对鸦片贸易。而这运动也开始国际化。美国、荷兰、印度、加拿大等国都一同参与。
对国内呢,除了继续的文宣之外,这个时期,戒烟所开始勇现。
实当时传教士们面对许多的困境,也遭受许多的失败和艰难。包括:
中国义和团运动,非常多的宣教士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残暴的杀死;
非基督教运动,在知识界兴起了反对基督教的浪潮;
中国政府在鸦片立场的妥协和越来越无力。
而英国本土呢?英国特使团的报告,整整二千页,说多数人支持鸦片贸易,少数人反对种植和生产
但在这样许多的困境中,宣教士们在坚持着:包括:
受洗加入教会的规定:不允许信耶稣的信徒吸鸦片、种植和贩卖鸦片
不断的写文章,把中国实情,介绍给英国和英国教会,请英国基督徒弟兄姊妹们祷告,奉献,帮助中国亿万的中国人;
  而 那些义和团运动中殉道者的见证说:我们来,就是来为基督牺牲的,我们不要政府不正当的保护,也不要中国政府的赔偿,他们把这些给他们死亡的孩子,殉道的传教士们的赔偿都放弃了,捐给了他们所服侍、也是杀害他们的中国,像清华大学等学校和机构都是这些赔偿办起来的;
  在治疗鸦片方面,宣教士们积极的创办戒烟所。其中,设立最多戒烟所的传教差会,是戴德生领导的中国内地会。而内地会的戒烟所,大都设于中国内陆。1876年内地会只有两家戒烟所,1893年有二十八家,及至1905年,该会设立了一百零一家戒烟所。
主要的原因是:领导同工看到创办医院和戒烟所是当时社会最需要的服务,又是接触中国人的最佳途径。他们对于救助中国人脱离鸦片灾害,以及对于他们的灵魂得救都有强烈的意愿。
其中一位传教士叫托德(Todd)、在云南传教的,在救活了一名服用鸦片自杀的人之后,见证说:“当我想到鸦片在这地的灾害,我心就疼痛。当我看到四周的不幸,我向神呼求祷告,那祷告是以前从未如此迫切过的。”
    这样的戒烟所在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帮助了多少人脱离身体的痛苦,帮助多少人认识了他们灵魂的救主,使他们从罪中得释放,可能很难评估;而且最宝贵的事,在本来是痛苦疾病中,却使人明白了耶稣的福音,明白耶稣为罪人受的苦,就是为了拯救罪人。这样的人,却因为鸦片而蒙恩。实在是主的恩典。并且这样的恩典一再的见证在软弱的罪人,包括鸦片患者的身上。我想以一个人的见证为例,这个人很多的时候在激励我,无论怎样的罪人,无论他陷于怎样的绝望中,当他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耶稣都有能力使他的生命完全更新。这样的见证也使我敬畏神,也不敢轻看任何一个灵魂,无论就我们所看是怎样的罪人。这个人名字叫席胜魔。是山西人。后来成为山西非常有名的牧师,甚至当年著名的剑桥七杰被差到中国传道后,就安排在他的手下学习。他简短的见证如下:(见《席胜魔传》)
(三) 1900年~1907年、1950年:初步胜利;反鸦战场的转移;不懈的努力。
   英国政府1906年提出撤销鸦片贸易,但多位历年反鸦的传教士都没机会目睹他们努力的成果。反鸦斗士德贞1901年去世;戴德生1905年去世。丹拿看到了成果,却意犹未尽,他写信〈中国之友〉,表示他仍然不满意英国政府在鸦片贸易一事上所作的,他主要表达:
“我们实在值得向神感恩,他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和我们国家的罪恶,并感动我们去对抗它……但我们惧怕的是,或许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摆脱的太便宜了……一个世纪以前,当我们的列祖与奴隶贸易斗争时,他们胜利的高峰,是以投票通过拨款2000万英磅去补偿那些拥有奴隶的,也补偿给没有想过获得赔偿的奴隶……目前的情况是……没有人表示要向中国赔偿……中国是受害的一方,且受这贸易之害极深……几次的战争……鸦片的总额,无理的要中国人的赔偿……作为侵略中国之战争的开支……如果这些问题得以在任何无私的国际法庭上陈明,能不怀疑我们将被定罪,要赔偿中国人那里勒索得来的全部资财……”
要知道这是一个英国人,在他的国家停止了鸦片贸易之后的话……他关注什么?他的眼光在哪里?
   而1907年的传教大会也向全世界发表反鸦备忘录。一致的谴责鸦片和鸦片贸易……
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传教士们的努力,竟然也开始得到中国本土知识分子的认可。(要知道当时中国人处于对外国侵略者极大的仇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开展了非基督教运动。)李圭在1896年出版了《鸦片事略》一书,从该书的字里行间和结论中,可知作者不是一位信基督的中国读书人,但他却如此说:
“夫必欲禁者教士也,不欲禁者执政也。政与教原判两途,教以救人除害为心,政以富国强兵为本。鸦片为害人之物,人人知之。知之而设会禁之,不复有所迂回,不容有所顾虑。而彼教士但知为人计,不再为己计也。”
  随着1906年英东反鸦会解散,随着越来越失去华人来领导反鸦会,当时的华人社会,也一反以前对鸦片流毒麻木不仁的态度,情绪高涨起来反鸦。因着这些新形势,传教士在反鸦运动中渐渐放下领导角色,放下他们的时代任务,把棒子交给中国人,从反鸦的历史舞台上淡出。
三、历史的思考:传教士与西方、中国人与政府
从以上相对客观的历史,我们来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传教士与西方侵略者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是:不同人在这历史中的反应,可以看出很多生命的本质。这也是在我了解完这些历史后,触动我比较多思考的地方。
对于第一个问题。
    首先我请大家扪心自问,在了解完传教士们在中国的努力和牺牲后,我们还真的要像咱们的教科书上认为: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
再次: 虽然条约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和保护了他们的生命,但与我们的想的不同的是,其实不是所有传教士同意,事实上,大量在华传教士都反对把这些写进这些条约当中。因为他们相信,不是世上的任何势力在保护他们,是他们的主,全能的上帝在保护他们。当他们看到他们主的福音因鸦片被拦阻,他们所爱的中国人因为鸦片而降入深深的苦难和灭亡当中时,他们情愿背负着来自祖国的反对,和来自拒绝福音的中国的双方压力,义无反顾,坚持不懈的进行着反鸦片贸易。而他们这样做,却于他们没有任何益处……若他们与政府一起,他们又为何会受这些逼迫呢?
   与此同时,那群在大洋彼岸的英国众百姓们,尤其是教会的信徒们,他们开始是沉默的。为什么会沉默,我觉得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不在争战的现场!不在灵魂失丧的现场!而那群在福音争战的现场的宣教士们,他们目睹着中国人的苦难,他们和他们一同流泪;这无疑是主的心肠,因为主也与他们同在,一同流泪,一同争战。当他们把这群百姓的需要祷告给他们的主时,他们也一定体验和经历着救主的哭泣,悲伤。于是,他们和主一起,把十字架主受苦的福音各这群受苦的百姓传讲。当传教士们把在华的一幕幕见证,一个个灵魂,一声声的呼喊带到他们的祖国,他们的教会时,英国本土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的灵魂也开始和这些传教士们一道,开始和他们的救主一道,为中国的百姓祷告,为中国人流泪,为中国人奉献。
  在这点上,我敢说,我们现在的中国基督徒们,远远比不上那时英国的弟兄姊妹们。请容我问几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有几个在关心非洲的疾苦,中东的逼迫,甚至看见中国新疆的需要,有几人听见街上浪子的呼喊、监狱里的绝望?有谁体贴主的心?有谁合乎主所用?
(2014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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