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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信仰的空间——奥古斯丁异端导正论与洛克宽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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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28 00:20: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文转自《中世纪史实资料》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zi-4BAlXEy94ctUdzgrP8Q






选 择 信 仰 的 空 间——奥古斯丁异端导正论与洛克宽容论(节选)


陈思贤


全文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6LpnWWLb1ka5ev5TziOBg


摘  

本文讨论西方基督教文化下对异端或不同宗派的处理态度,并以奥古斯丁及洛克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立场的滥觞。本文旨在说明宽容或强行导正都有其政治思想上的背景,前者因图谋建立『俗世』的政治领域而生,后者乃以『政治神学』为思考问题之模式。


『政治神学』是奥古斯丁所创建的政治思维模式,它将现世人生视为一个整体,并在来世的关照下界定此生意义。从『政治神学』的思考中奥古斯丁推衍出了『异端导正』论,也即是说,信仰秩序的齐一是建立现世秩序的必须基础。但是『异端』现象自基督教出现后就伴随而生,而在宗教改革后教派分歧、冲突更形严重,彼此争相引介政治力量打击异己。于是奥古斯丁『政治神学』式的思想遭受严重挑战。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宽容论』伴随民族国家兴起,它企图将『俗世』与『信仰』划分界线,而将『俗世』之绝对管辖权交给政府,并在信仰上支持『自由化』。


以上两种对信仰之态度其缘起均可谓与政治秩序之维系密切关连,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其导向竟然完全相反。这也即是『政治神学』与『俗世化政治』的尖锐对比。『政治神学』在传统的王治政治下有其顺利出现之逻辑,而『政教分离』在当今民主时代也是理所必然。然而值得警惕的是,今天我们谴责『异端导正』,却仍然无法避免在社会事务中杜绝与其类似之情事,因为现世中仍有诸多争议其最终根源在于『价值伦理』、『信仰』的『不可共量』。若其最后之处理沦为彷佛『强凌弱众暴寡』,则此与千年前何异?故如何标定出此类争议之范围、并思考出适合的处理态度,殆为民主社会中必须之课题。


当今民主社会,宗教与政治被认为是两个基本上互不干涉的范畴,而吾人也早已习于此种方式。但若究其『和平共存』、『各行其道』之历史,则最多亦不过二、三世纪而已。  西方自民族国家兴起后,宗教与政治之关系殆为政治干预信仰,而殊少教士图谋掌政之事。政治干预信仰,此即牵涉到宗派冲突或异端问题(就基督教世界而言)。欧洲基督教化之后,即使在基督教世界内部之宗教迫害亦渊源久远;不同之宗派肇因于教义或仪规分歧,而此种分歧之历史几可谓与教史等长。宗教容忍之态度建立后,基督教内部各教派间之倾轧关系大有缓和;但所谓正统与异端、主流教派与(激进)非主流教派间关系之改善却不易。原因为何?本文即在试探其答案,并希望从宗教与政治之关系这一方面提供若干线索;而第五世纪的北非大主教圣奥古斯丁正是任何欲讨论此问题的首要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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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28 00:20:38 | 显示全部楼层

贰、异端导正与宽容论


政治神学并不限于持宗教之立场以视政治之本质而已,其同样亦可包含以政治之力量服务信仰。既然政治与宗教是一体之二面,故此二领域之相互渗透或逻辑假借,亦不为怪。基督教会初期,宗派分歧之情形极为严重,奥古斯丁对此问题提出了思想史上极具争议的异端导正论;奥古斯丁图用政治之强制力量导正异端,也就是他那政治神学的正常推论。奥古斯丁强制导正异端的立场事实上经过了若干阶段的逐渐演变,他并非一开始就主张以国家的武力来胁迫改宗。当他初任北非主教时,奥古斯丁坚持信仰必须发自内心,任何外力的强制只会使人徒增反感,故主张以劝化来对待异端;之后随着冲突加剧,受排挤之异端人士袭击主流教会、制造流血事件的频生,他开始可以接受(仅)对异端之为首者加以制裁、以维和平之主张;最后,他竟亦逐渐发展出有必要使用国家的强制武力来『导正』这些『迷途羔羊』的坚决立场。3


奥古斯丁用以下几种理由来支持他的『导正说』。第一,上帝有时是使用强行导正的方法来拣选跟随者,使徒保罗就是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中明载,空中传来的声音使得到大马士革途中的扫罗『仆倒在地』,『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待主所遣的使者来到他身边,而他『被圣灵充满后』,『……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4这个圣经中为人所熟知的事件成为奥古斯丁最有力的左证。他于是结论道:圣保罗当初就是在上帝『巨大的声音』下,『被强迫认识与拥抱了真理』;并且,『……直到他成为神圣教会中的一员后,就痊愈了』 5,这就好比是,偷羊人常放置食物诱使羊儿离群,但牧羊人定会用鞭杖将羊儿赶回。故对于约翰福音中的这句话:『除非是天父驱使,否则无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奥古斯丁做了明确地解释──他认为改宗者都是『出于畏惧上帝的威怒』(through fear of the wrath of God)。6


但这种强制的改宗基本上是为了他们好。适度的惩罚,经常是导正一个人的错误态度所必须。圣经上还有这样的例子,这回是人施予人的惩罚:在创世纪中亚柏拉罕的妻子撒拉施予埃及女奴夏甲惩罚,并将其逐走。奥古斯丁认为这正是代表『圣洁的人』(spiritual persons)箝制了『血肉之人』(carnal persons)的傲慢。7『血肉之人』的特征是自傲与不虔敬,他们甚至会『迫害正统教会』,故正统教会必须『用世俗的方法使其害怕与苦恼』。但这样并不是要以暴易暴;犹如母亲责罚小孩般,教会的强制作为并非『怀着恨意来伤害这些人』,而是『怀着爱来治愈他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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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28 00:20:58 | 显示全部楼层

另外一个导正异端的重要理由是教会内团结的必要:早先的使徒们便指出信仰者应做到『在基督身体里的合一』。9奥古斯丁又引哥林多前书中的话,『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来强调无论如何,基督徒原本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使互有争执,却仍共存于基督的身体中;但基督的身体必须是由正统的普世教会(catholic church)所代表,上帝是头,而救主基督是身;在此身之外,圣灵并未赋予任何东西生命,所以使徒会说,基督徒『透过〔分享〕圣灵,上帝的爱广布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10奥古斯丁在旧约诗篇及新约使徒行传中各找到了说明信徒们应发展团契精神的例子:『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11异端与分裂是同义,故他亟力说明分裂的教会绝对有违圣经中的训诲。


此外,奥古斯丁也提醒我们,教会求诸帝国政府之力导正异端,有一个重要的先例,那就是见于使徒行传中保罗的事迹。当保罗被犹太人追杀时,他以罗马公民的身份求助于政府的保护。所以奥古斯丁认为,这已经清楚地向后世的教会主事者传达一个讯息:(尤其当罗马皇帝本身也是基督徒时)教会本身若遭逢危险,应向帝国求助;不仅如此,帝国本身也有责任敉平异端:所以,当一位虔诚的皇帝知悉有异端(以暴力滋事)之事时,应订定律法以矫正这些不敬之人的错误,并应力图将这些以教义毁教者纳入正统教会中,即使需动用武力及引起恐怖亦无妨;而并非仅是使其无法有暴力行为后就坐观其迷失、毁灭在他们自己的错误中。12


故归结之,在其整个政治神学体系中,奥古斯丁用了以下逻辑来解释为何国家须介入矫正信仰:

1.上帝创造人类,他们是一个大家庭、一个整体,所以他们组成的信仰团体──教会,也应是一个整体,不应有内部的不同。

2.异端肇因于认识的错误,这如同我们学习任何事物般,是极有可能发生的。我们学习时、在学校时,都有人导正我们的错误,而在人生最大的事情上,更应有人来导正。

3.国家与教会,都是同一群信徒的集合,故国家应是广义教会的一部份(机制),或是说,国家可看成是教会的另一种型态。而国家执行强制导正异端,可算是教会指引信仰的一个当然环节。我们看整个奥古斯丁的说理中,最重要的一点大概是:异端导正绝对是强制性的,这个强迫性本身能被证成的最大原因是对于被强制导正的对象来说,不管他们愿不愿承认,结果是好的。


正是因为他们无法真正认知结果对他们是好的,所以他们才需要帮助。以下奥古斯丁举的这个例子,可视为他整个异端导正论说理的梗概:假设有两个人共同住在一间房子里,我们绝对确知那房子即将塌落,但我们警告时他们拒不相信,所以就一直留在里面;现在,如果我们有能力营救他们,那么即使他们不愿意出来,我们强行解救后再设法让他们亲眼看看房子会塌落的原因,则他们必然不敢再度回到屋中。所以如果我们有能力救而不救,那就该称之为残酷了。现在再进一步假设,如果其中一个人说,如果你们进来救,我就自杀;而另外一个虽不想跑,也不想被救,但也无意自杀;那我们现在应如何?是让他们两个都受难呢?还是让一人可因我们的慈悲而获救,另一人因其自身之错误而灭亡?13


在以上问题中,奥古斯丁认为我们能做的选择很明显:虽然这是令人心痛、但也实是无奈的决定──我们冲进去,而让其中一人免于必死。他认为这个解答的理路非常清楚:只要比最差的情况好,就应该去做。这是『功不唐捐』的思考逻辑。在此结论之上,奥古斯丁随即进行了他关键性的推论:刚才是两个人的情况,死了一人,救了一人;但如果情况改成是损失一些人,而救了许多人呢?那我们的『该采取强制行动』更是不二结论了。现在,再作最后一个推论:如果仅为了人现世此生的性命我们都会作全力拯救的选择,那涉及来世永生幸福的信仰问题是不是更该义无反顾了呢?这就是奥古斯丁就『强制』原则所做的一连串颇吸引人之推论过程。14


但只要进一步探究,就可发现他的救人案例与异端间之类比有争议性:我们一开始如何就能决定出某种对教义的解释是注定『塌陷』的?奥古斯丁身为 St. Ambrose 的弟子,精研教义而为教会中以理论见长的人,因此他来为教廷既定之肃清异端政策辩护,自然深具影响力。当然,在面对实际状况的变化下,奥古斯丁用了种种理由来合理化将国家武力引介于宗教事务;但是,吾人于今观之,其于理极为勉强,一切所言,恰显示出『即使是一个聪明人,也难免逃于宗教热忱之影响』15。其实,若仅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奥古斯丁只要能说服世人『政治神学』是最好的政治思维方式,则『异端导正』说将随后自然成立,毋庸另外论证。为何如此?关键可能在于『神权政体』的基本性格。政治系维持社会之秩序,而导正异端系维持信仰秩序,二者之连结不论从现世或来世观点论都可圆通:即使以来世论,维持现世之社会秩序绝对有其必要;而从现世之角度言,如能导正信仰上之歧异亦将有裨于和平秩序。奥古斯丁既将政治与宗教合于一炉、来世与现世并为一谈,『政治神学』自然成为其思想之总称,而『神权政体』(theocracy)为其结论。故追本溯源,如无合今生与来世、神圣与现世之『政治神学』。此一极特殊之思维模式,则无所谓『异端导正』说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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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28 00:21:1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alfred_shi 于 2018-9-28 01:19 编辑

在奥古斯丁的观念里,国家绝不具有古典政治思想中所赋予的积极功能。『人是政治的动物』、『国家是社群的最完美型态』这些理念对他而言,并不是思考政治的正确预设。相反地,这位基督教教父的理论出发点是一个对人性悲观的现实主义16:政治(人类彼此统治)是人类『堕落』的后果;国家则是上帝对人类『堕落』的惩罚,同时也是一种『补救』。果如是,则国家的功能只是维系现世的和平与秩序,以提供教徒追求精神救赎的有利环境。教徒追求精神救赎,自然需要耶稣的新娘──教会──的指引与协助;因此,在现世中国家是担负消极的维持秩序之功能,而教会是担负积极的指引永生之路的责任。国家管『身』,教会管『心』。然而『身』『心』却非两个独立而平行的范畴17;『思想』掌握『行为』,『灵魂』支配『肉体』。所以教会居于国家之上的情况是必须的。


也因此,『政治』失去了『独立』的地位,它必须从属于『宗教』之下;后者来界定现世是否合于『秩序』,及何谓『秩序』。既然如此,则政治学即是政治神学,一切价值应源出于教义,而教义殆由教会解释。教会解释教义,等于享有至高地位;即使其不具实际行政之权,但握有监管及最后认可之柄。这样的政治神学观所催生出的就是一个『神权政体』了。


『神权政体』既立基于一个『天启』18的教义,因此教义的神圣性格无比重要,否则无法胜任『一切价值泉源』之重任。而维持教义神圣性格的最基本要求便应是教义与教规的绝对唯一与连贯一致。若无绝对唯一,则无所适从;若非连贯一致,则信心动摇。而宗派分裂与异端正是影响教义神圣性格的最主要因素。故『导正异端』是『政治神学』思维方式成立后的自然推论,它并不需要另外的证成;奥古斯丁尝试提出各种理由,其实反而不若──如其在《上帝之城》中般──径行说明『政治神学』思维之成立来得重要。


现在我们不妨追根究柢,来讨论奥古斯丁构筑政治神学思维方式的逻辑是否成立呢?这无疑就牵涉更广了。从今日我们习以为常的伊拉斯主义(Erastianism)而言,政治与宗教是两个独立的领域,政治应俗世化:宗教不应干涉政治之运作,现世之事务完全交由政治过程来规范。在这样的俗世化立场下,我们渐渐地发展出各种宪政体制,然后以律法代替教义来支配日常的行为。用洛克的话来说,国家之目的只在保护、增进『市民生活中有关生命、自由、财产与健康之事项……』,『不可也不应涉及有关灵魂救赎之事……』19。我们认为这样一来,世人的精神生活与信仰有了多元化的可能:寻求救赎与否,个人决定;由何种宗派寻求救赎,也取乎个人爱好。对于人生或来世的『终极价值』,我们纵有争议,也无须加以定论;在信仰方面的多元、歧异及不确定,基本上并不『跨越』到我们现世的日常生活领域而造成影响。所以今日我们基本上认为『异端导正』是错谬而无法容忍的。


但此时我们必须指出一个有趣的模拟:往昔是教义决定生活方式,现在是宪法;往昔是教会提出或解释教义,现在则是制宪与释宪。教会解释教义常易引发争执,这正是异端发生的主要原因。但今日之制宪与释宪其主要依循又为何呢?从政治思想史之角度言,答案是自然法。所以现在问题变成如此呈现:如何诠释自然法?谁来诠释自然法?这样的一个争议,本质上与教义诠释的争议相差多大呢?在往昔,可能仅为了某一点仪规上的执着而造就异端;也就是说,虽大同而小异亦足以决裂。今世各国之宪政争议基本上也是在局部地方有所出入20,否则政体早已崩解。故宗教上异端之处理与释宪争议本质上相类:其初衷都是在求取社群生活规范或价值最后能整齐画一,其结果都是最后藉强制之手段贯彻结论。


所不同者,一是诠释教义,一是诠释自然法。在本质上二者之过程都具有『人为』的独断性格,而为何我们不能接受教义诠释后所生之异端导正,却接受对自然法解释结果的齐一化?理由是今日我们依循的伊拉斯主义已截然划分了政治与宗教,视其为两个性质分殊的范畴。而由于宗教事务无关现世,故我们允诺、护持信仰自由;而政治上的任何争议(其终极为对自然法的解释),却必须有齐一的结论,以规范社会行动,以维持社会秩序。


当代无法接受异端导正的理由是信仰自由──即是宗教的多元化。导致信仰自由得以实现的因素复杂,而政治思想史的发展所给予的影响颇为重要。我们现今得以将政治与宗教分离、现世事务与来世拯救区隔,主要是因为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主的现代国家之建立:三权分立的国家机器使得政治社群得以较『公正』、有效及『权威』地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公共事务。也就是说,具有公信力的现代政府出现后,社会生活的俗世化大有进展。而布丹(Jean Bodin)、胡克(Richard Hooker)及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现代国家理论对此都有相当重要的贡献。他们三位都写作于各自国内教派冲突的时代,而研究之重点亦着意于如何使不同信仰之人能共同生活于同一社会内、同一政府下、同一国家中。21


类似如此的国家理论虽然不是要对宗教自由做出直接的贡献,但是他们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就是:透过主权理论的建立,我们可以合理地以俗世的组织──国家,来做现世最高的主权(仲裁)机构。当一个政府出现而我们对其有绝对服从的政治义务时,这是一个坚强稳固的政府;特别是在一个逐渐开始有海外竞争的殖民时代,这个(民族国家的)政府需要致力于俗世社会的统一与整合,以至于它慢慢将自己之所辖,视为是一个具有自身利益考虑、与宗教并存但不从属之的范畴。  这样的发展在俗世化的历史上无疑极重要:由于政府(主权者)权威的树立,国境之内的所有事物都被置于其管辖下,我们现今所认同的伊拉斯主义──政教分离,且教权(sacerdotium)只限于信仰之指引──就逐渐巩固。当然,当政教开始迈入绝对分离之时,就给了宗教自由一个最佳的条件。洛克的『容忍书』(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所代表的『宽容主义』(latitudinarianism)立场又适时的给予助力,从观念上说明应当接纳异己教义或仪规。当然他最主要的目的可能是把政治与宗教区隔,以便于一个俗世化的文明政府能顺利出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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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28 00:22:03 | 显示全部楼层

但不管如何,洛克论此问题的重要步骤是先将教会的本质界定出来。教会,对洛克而言,是『一群人志愿地结合,用他们喜欢及对灵魂救赎有裨的方式,公开地对上帝敬拜』(编者注:这个对教会的定义是严重的人本主义,教会的是上帝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23。接下来的推论自然是:既然信仰的本质是志愿性的,人民可自由地判断他喜欢何种教义或仪规,故武力亦不能逼迫就范;国家的本质是强制力,故国家成立的逻辑并不能适用于宗教领域,国家不应干涉人民的信仰。24


依赖对天启的信仰为何不能迎向救赎?在俗世,我们要的是仅是秩序。在信仰上,是对经典及其所传达之天启的信心;如果这方面没问题,则纵使举世之人异口同声,亦无权利诬之为异端。25所以洛克的宽容论算是协助在理论上创下了伊拉斯主义的高峰。而对于洛克的宽容论,我们可以对他所用的论述策略进行分析。任何政府对某种信仰不宽容,对洛克而言,是徒劳无功的事。曾有论者指出,洛克将焦点置于讨论不宽容的不理性上,却未说明不宽容的不道德。26


但我们应如何来说不宽容的不道德?可能没有别的方法,而只能诉诸现今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信仰是一种天赋权利,我们应该尊重;不尊重别人的权利,当然是道德上的错误。但这是二十世纪今日的流行观念;在十七世纪当时的氛围之下,洛克要说服他的读者接受信仰自由是人的天生权利可能不易,更何况他难以证明此点。他在《政府论》中亦也只表明人有保有自身生命及保有利用厚生资材的天赋权利,并未提及信仰自由之权。27所以他的宽容论立论是基于考虑实际功效的理性主义:如果有任何政府图用武力涉入信仰,则在此事上将无法达成我们今日所谓的『有效统治』。换句话说,文明政府(civil government)的脱离教会而独立出现──政教分离──及其有效之运作统治可被视为是洛克的核心关切。


至于奥古斯丁呢?已如所述,异端导正论较有说服力的辩护是来自于申论『政治神学』思维的成立。既然政治与宗教合一,则在神权政体之中,一个单一权威的教义是必须的,28只有在教义单一化无疑义的情况下,统治才能顺利。换句话说,奥古斯丁也是在基于世俗世界安定的理由下力主异端导正。故回溯历史,对于信仰上的异端问题我们有两种完整的理论,它们的立场完全相反:奥古斯丁的导正论及洛克的宽容论。将两人之说相对照,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他们二人虽然对处理异端之看法迥异,但主要理由竟然是一致的:为了政府的顺利运作与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就是说,他们对如何使政治安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何以致之?从其政体建构理论来看,这基本上导源于他们对人性的不同认知。奥古斯丁的人性堕落说使得他发展出悲观的现实主义国家理论,而洛克却认为即使在没有国家的自然状态中人也可以循就理性而和平互助生活。奥古斯丁对人性的看法是阴郁消极的,而洛克却因着人的天赋理性之光而替世人绘出一幅美好的世俗政治图像。再细究之下,二人对人性理解差异如此大,又应该是源于其教义理解不同:究竟『原罪』对人的影响是如何的?


奥古斯丁当然以为那就是永远的『沈沦』(moraldepravity),而依靠上帝来救援。但洛克的诠解却相当符合他所处的启蒙时代的特征(这同时也帮助了他巩固政教分离的立场):他认为,(从圣保罗、奥古斯丁以来的)人的原罪观有修正的必要;亚当背离上帝所受到的咒罚(damnation)并非是往后人在道德上的必然沦落,亚当的死,就是他所受的唯一咒罚。29由是之故,他看不出人凭借着理性为何不能经营出良善和平的生活。他们二人的差异,事实上就是教义理解上的差异,而──如果回到刚才的讨论──不也正就是『异端』发生的原因?所以现在整个问题变成循环的:对教义解释不同而有『异端』现象;从对『异端』处理之不同态度影响对政体之擘化;在不同之政体下又有对教义解释空间之不同。这样一来,人对于天启之理解不同竟成为后世政治思想中政体与政府职责差异枢纽因素之一。故于西方的后古典时期历史中,宗教与政治(或政治思想)之关系并非止于政教冲突之问题而已。而宗教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入地渗透入政治,或──更正确地说──我们的生活中随处涵蕴着由信仰及其所生的问题,正好反映出人的本质:人是追求『意义』指向的动物,他对于生命目的之认知决定他生活的内容与方式。故政治与宗教一方面提供他趋近生命『意义』问题时的脉络,另一方面成为实现生命内涵时的舞台。对两者间关系的思考,可造就诸多不同的组合,而每一种组合,都代表了人面对此『意义』的严肃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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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28 00:25:1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alfred_shi 于 2018-9-28 00:56 编辑

参、政治生活、异端与宽容论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政治、经济及思想三方面同时出现的演变,使得长期以来的宗派紧张关系有更纾解的机会。

1、一六四八年西发利亚合约(ThePeace of Westphalia)结束了三十年战争,欧洲各国在连年战祸后亟思和平,而宗教的狂热也随着多年动荡而消退。不管是基于过去的战争创痛或是着眼于未来国力的考虑,各国的目光开始注意到本国内的宗教问题,都纷纷希望致力于宗教容忍。

2、政治上现代政府的出现,立下政教分离的基础;

3、经济上工商业的发达与资本主义意识的逐渐扩散,加速了社会生活的俗世化;

4、最后,历史脉络的变迁反映在思潮上,自由主义渐次兴起,随着革命散布开来。当然这个宗教自由、信仰多元的现象必须历经若干时日的酝酿演变,才达到了今日的情况。我们现在也早已习于政教分离、尊重不同宗派。在信仰上,我们把『异端导正』视为是妨碍了自由,所以我们不干涉教义上的纷争而任其持续,但对于被划归为俗世公民生活领域中的各种纷争与歧见,国家必须加以解决,谋求最后的齐一性──因为这被认为是政府设立的最重要目的。换句话说,对于前述提及之『异端导正』是关于教义解释、而宪政争议是关于自然法诠释此一对比,我们现今的作法是容忍前者的歧异性而戮力于后者的齐一。


现在一个有趣的问题出现:我们接受信仰上的『异端』,却无法容忍有人不接受政治过程下对自然法的统一解释(违反者必须受到公权力的强制制裁)。但实际上,后者的本质与『异端导正』又相差多少?──它们都是人为的齐一化过程。今天我们能接受政府公权力强制执法的原因是这是现世事物;我们认为现世与来世、宗教与政治是不同的范畴。但是,即使于现代,它们是两个如何截然划分的范畴呢?


我们在现世的法律及政策中经常无可避免地会涉及伦理问题或道德关怀,对于它们的思考辩论有时也就回溯到我们的终极信仰与价值观,例如媒体色情暴力问题、堕胎问题及最近出现的遗传工程、生物复制问题等等。目前我们对于现世政治的处理问题程序及其结论之强制性都早有共识,也行之有年;但鉴于终极价值无可避免会涉入现世的法律或政策争议中,故我们是否该考虑:既然无法完全将主观之伦理价值及道德判断牢牢拘限于精神信仰范畴之内作用,则其本身具歧异性的特质应促使我们在面临争议时采较自由宽容的立场。也就是说,多元主义及自由原则应是政治领域内涉及道德判断时的基本处理精神,否则凡事以众暴寡,不啻进行『异端导正』;既如此,则当初又何须从政教合一之中走出来?


但包容歧异并不是说在这个社会上人人得以为所欲为,『只要敢做,别人就需容忍』。这样当然会导致社会解体,而此绝非当初自由主义或宽容论的肇建者之所欲。为求免于过度失序,吾人可对包容之范畴试提一界限,那就是所包容者以纯出于『伦理信念』差异者为限,故其基本上并不含括『异端行为』中明显侵犯他人生命、健康、财产者──这些在刑法上都已有明确规范,一般状况下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中(除非我们愿意有一部时时刻刻在改变、修订,毫不具稳定性的刑法)。所谓纯粹源出『伦理信念』差异而生之争议,上述的媒体色情、堕胎及遗传工程均是。反对网络色情、反对堕胎及反对『人造人』等三种立场均基于某种(宗教)伦理信念,而赞成者显然执持的是不同的价值。如何调和?难以调和!那应如何?最适当的方式:包容!──暂时允许人自由选择,但同时让两方之意见在言论市场上自由竞争,吸引附从者。这样一来,若干时间后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某种多数共识逐渐形成(而稍后主流可能会、亦可能不会渐渐透过社会化过程侵蚀、瓦解非主流立场);另一则是无法形成共识,歧异持续。如是第一种情形,则很幸运地社会免于长期纷争,而多数共识的『多数』百分比愈大,社会相对和谐程度愈高;但如系后者,则很遗憾,然亦无他法,吾人只能期待社会透过更多时日的思考,能在此问题上渐有共识。但即使是第一种情况,亦不宜遽然制法以齐一之:当然,在有多数共识下进行齐一化,于理尚通;但绝非圆满,因为还有少数人是被强行『导正』,违反其自由意志,且将失去体现其『信仰』之机会。


若有人质疑:如以此种包容原则处理所有伦理争议,社会上岂非永无宁日、争议不断、秩序难求?也许不得不如此。很可能这本就是进入『后神权政治』之代价──个人得享价值判断之充分自由,但却须时时容忍『异例』;社会难以呈现绝对之价值秩序,而只能追求多数『共识』之下的相对秩序。然而从逻辑上探究,这一切原本都是我们应承认与接受的:当初我们接受了『天赋人权』的观念,承认『人的自由意志』为最高价值并以之为基础建立『启蒙』的现代契约论政体;在此『启蒙』政体内,得以实现了『政教分离』,从此我们免于信仰自由受箝制;但促成『政教分离』的价值观,究其本质,原即应是信仰上尊重自由选择而俗世生活安排上尊重个人意愿的个人主义自由思潮。故我们在享受宗教自由之余,只得『忍受』政治生活上之『异端』。


洛克当初抨击政府干预信仰时所持的理由是:政治是强制性的领域,在此中我们使用武力以达齐一。而使用武力的前提是我们可清楚地知道事实(truth),而藉强制力来让人认清事实;但有关教义之事却非事实认定的问题,它是信仰的问题。30所以我们以上所言,正可看成是洛克此一观点的延伸于当代政治之中:既然现世生活中的某些伦理争议并不源起于事实认定的差异,而是肇因于价值观的不同,则我们在处理类似因基本信仰歧异而生的对立时,实不应太过于迁就『政教分离后,信仰领域自由,但政治是强制性的领域』的这个传统观念。简言之,政教分离后之政治,最多只能靠『公意』与『共识』,而非『国家机器』,来进行所谓『异端导正』。『公意』与『共识』形成不易,且对人『导正』不似法律般有效力,但或许此即为启蒙政治尊重『自由意志』本质的必然代价?


这样的思考路径可看成是为自由主义辩护的一种方式。从政治神学的立场言,『异端导正』是必然之事,它合于整个以来世连结今生后所发展出的逻辑。虽然不一定所有的宗教都会演变出政治神学观,但如果它一旦实行与政治结合,则进行『异端导正』是合于逻辑的推论。故换句话说,人类在构思如何经营政治生活时,就伦理的面向看可能有两种选择:一是政治神学31,将某种宗教教义贯穿于生活中,进行一种稳定与单元价值的生活;另一则为偏向于多元容忍的自由主义立场,既然无法仲裁歧异,就接受其并存32,但代价是必须(在法律秩序下)承担多元冲突、争议及──很自然地──不断的变迁。反之,如果我们在现代世界打着俗世化的政教分离旗号,却在政治过程──也就是自然法的不断诠释过程──中却时常容许仅为了追求齐一而强凌弱众暴寡式地泯除歧异,则就反倒不如奥古斯丁式的政治神学来得坦然;因为毕竟在那里面还有一个追求来世救赎的信念作为一个最大公约数,而已然把信仰逐出的现世政治事务范畴中若无尊重与包容,还剩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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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9-28 00:31:0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alfred_shi 于 2018-9-28 01:16 编辑

从历史上看,奥古斯丁的异端导正论指导下的基督教文明,不能说完美,但好歹能活了一千多年。不但中世纪天主教如此,早期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都主张回归奥古斯丁真正的圣经观。因此直到1646年,也就是宗教改革大约130年过后才出现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其第23章3条依然清楚写着,政府的本分之一是"压制一切亵渎和异端",表明无论天主教还是抗罗宗,都根本没有所谓的宗教宽容或是政教分离的观念。


恰恰是在启蒙运动的异教徒的思潮的影响下,基督徒们搞起了政教分离,在此之后短短两百多年,基督教文明一落千丈,至今已经岌岌可危,到了快被伊斯兰亡种灭绝的地步。


上帝早已用历史证明孰优孰劣。只是当代基督徒信的已经是一个和2000年教会历史脱节,被二战后世界的左派价值观所阉割过的伪基督教,被当代世俗的价值观蒙蔽了双眼,意识不到这一点罢了。


上帝在这个时代用伊斯兰的入侵狠狠打了想搞政教分离那一套的欧美国家一记耳光。中国教会才刚起步,还没有误入歧途很久,还要追随欧美教会的不归路而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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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0 04:58:51 | 显示全部楼层
经济上工商业的发达与资本主义意识的逐渐扩散,加速了社会生活的俗世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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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终于说到资本主义社会了,资本主义(最终进化成了无节制信贷扩张/加印法币的金融主义)以金钱为主导,割裂了一个系统父权主导下的血脉相连,自然就集不了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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